一片吵吵嚷嚷中，江森继续往下说道：“我不会为任何犯罪行为开脱，犯罪就是犯罪，不值得为它找任何理由，去证明它的合理性。而且这件事，应该也不是孤例或者个案，类似的事情，在中国的几千年的历史上，一直到现在，在各个地方都在发生或者准备发生。”
“哇！……”现场的热心记者们更兴奋了。
他说了！他说出来了！他亲口说出来了！他说中国是个犯罪国家！
台上的两个人，略显错愕地转头看了眼江森。
搞什么？说好的信仰坚定、政治过硬、理论扎实呢？
曲江省文科状元？就这？
电视机前，更有无数人直接破口大骂。
“妈的！狗娘养的卖国贼！这小白脸！老子早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
“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有人随手拿起个烟灰缸就往地上砸，“简直是头猪！”
成千上万人对江森的回答愤怒到极点。
这种话，就算本身没错，可是能在这种场合说吗？！
然而采访时间没结束，裤衩大厦提供的信号依然坚挺。
连收视率，也特么的越来越高……
“所以毫无疑问，需要有人为此负责对吗？对你不幸的童年生活……我是说，有些人玷污了法律的尊严，无视了犯罪事实，还无视了人民的痛苦？”
那名直白提问的记者，激动到不能自己，忍不住地打断。
电视机前，数以万计的人看得咬牙切齿、满腔怒火。
江森这个傻逼！这个傻逼啊！
你看！被人抓住把柄了吧？！
台上面，刘主任转头给江森递了个眼神。
但江森却好像没看到一样，只是自顾自地，缓缓回答：“你这句话当中，包含了三个问题和五个要点，我不能简单地用是或者不是来回答，那是对这个问题的不负责，也是对所有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得到完整答案的人的不负责。
所以这几个问题，我想通过我的人生经历来回答。其实我对很久之前的事情，已经没什么具体的印象了，我知道我身世的时间，也并不比你们要早。大概是在两年前，零六年的冬天，也或许是零七年一月份，我才拿到我和我养父的血缘鉴定。因此在那之前，我都从来没有被这个问题影响过。真正影响我的，只有糟糕的物质环境和经济条件。
我所生活和长大的村庄，因为山里的路很难走，而且岔道和山谷很多，所以被叫做十里沟。那是一个非常闭塞的村庄，就算是村庄里的人，也容易在里头迷路。我的母亲，应该是在我出生两到三年后自杀的，她的人生，是一段毋庸置疑的，凄惨的悲剧。而带给她痛苦的，就是那座山，还有那座山里的人。
我原本应该也活不到今天的这个年龄，因为我的养父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人格完整的人，他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也基本不遵守现代社会的任何规则，更不用提养育小孩，我忘了记不得我五岁或者六岁之前，到底吃过些什么东西，或者生病了，又是怎么挺过来的，或许是村庄里的人帮忙，才让我幸运地一直活下来。
当时我严重营养不良，要比同龄的小孩子矮小很多，按正常情况，我也很难受到现代社会的教育，可是我比世界其他各地，跟我出生在差不多环境下的孩子更幸运的是，我的国家并没有放弃我。在不见天日的暗黑中，是我的国家，给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电视机前，正叫骂江森卖国的人，听翻译一句一句地说着，忽然不骂了。可采访中心现场，那名记者却慌张起来：“可是他们也无视了你养父对你母亲的犯罪……”
“请先让我说完。”
江森打住了那名大不列颠记者的话，“我六岁……或者是五岁，也可能是七岁那年，抱歉，其实我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年龄，因为没有出生记录。但总之，很幸运的是，就在我应该上学的年龄，我们的政府花钱，在我们的村庄里，建造了一所学校。
那是一所很简陋的学校，学校只有一层平房，两间教室，围墙是用石块垒起来的，学校的操场比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体育场的跑道都小，只有那个四百米标准跑道所围成的面积的四分之一或者六分之一大小。我们只有两个老师，一位是兼职的，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
我听说他们当时为了找到我，走了两天的山路。从我家到村庄里的学校，有五公里的路。一开始我的养父不同意他们带我离开，直到他们告诉我的养父，学校可以免费提供午饭，认为占了政府的便宜，才答应让我去上学。于是在我五六岁或者六七岁的时候，我每天早上五点就要起来，饿着肚子，走上五公里的山路去上学。
我要饿一整个早上，然后才能吃到午饭。我忘了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可能那个时候，我对食物的向往，更大于知识的向往，毕竟一个小孩子，他懂什么教育的意义呢？”
台下的不少记者们，居然发出了笑声，觉得江森说得还挺幽默的。
可国内的观众们，这时候又忍不住要哭鼻子了。
江森的这个童年悲惨故事，还是第一回当着镜头说，还特么现场直播……
就像祥林嫂第一次跟人说阿毛，威力相当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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