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天花的威胁，埃塞俄比亚上层与东非行政区进行了卫生防疫的合作，全面进行了好几种传染病的疫苗接种。不得不说，三千年的文明的确有不同之处，埃塞俄比亚皇室与上层对于疫苗并不陌生。因为宗教的原因，他们通过教会交流，对疫苗的接受程度也非常高。疫苗保证了皇室、贵族、上层的安全。这让埃塞俄比亚对民朝的态度友善了许多。作为谈判者的韦坤当然是成绩。
不过韦泽更在意的其实不是这个，在王明山的报告中提到了奥匈帝国里面的匈牙利内部有人想与民朝有些交往。而恩叔也写了信，希望民朝能对匈牙利革命予以支持。
韦泽对匈牙利本国的社会主义势力的评价不低，这个国家1919年就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硬是没有被本国资产阶级势力颠覆，而是如1848年大革命时期一样，被外来的干涉军消灭了。且不说外来干涉军的问题，这至少证明了匈牙利本国生长出了土生土长的社会主义基础，而且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最后韦泽还是决定处理一下匈牙利的问题，他直接打电话给组织部，要求组织部推荐一名能够实事求是看问题，懂军事以及外交的同志。两天后，一份名单就送到了韦泽面前。韦泽一看介绍，里面九个人三个是老兄弟的后裔，六五名则是工农商出身。瞅了一遍，韦泽选中了王士珍。
北美战争中，王士珍的表现很出色。但是他和袁慰亭毕竟是指挥仆从军，哪怕是数量再大，也不能和民朝的光复军相比。最后袁慰亭得到了同少将级别的待遇，王士珍也是一样。袁慰亭被派去高丽工作，负责民朝在高丽的事务。王士珍则去了日本，因为顺利解决了日本东西两边的战争，王士珍评价很高。韦泽看过王士珍的报告，内容很客观。至少王士珍认为江户军得到了从北美回去的百万人之后，立刻就有消灭西边明知军的实力，王士珍只是给明治政府一个体面下台的机会。而王士珍在乎的是，要让日本的首府重新叫江户，而不是一度使用过的东京。这种细致的处理让韦泽很欣赏。不得不说，提起东京，韦泽第一个想起的必然是日本，而不是在北美的‘东京’。
王士珍见到韦泽之后，听了韦泽的介绍，这才答道：“圣上，您希望我去匈牙利确定什么？”
“我希望你能确定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力量能否支撑一个政府，能支撑到何种程度。在外部干涉军存在的时候，他们会不会一触即溃。”韦泽的心情很意外的有些激动，他这一生一直在东征西讨，马克思主义也完全是中国化，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没想到在此时竟然可以推动革命。
“是。”王士珍从容答道。
看着王士珍的背影，韦泽心说，至少王士珍绝不会变成李德第二。
派遣了人员之后，韦泽又把外交部部长找来，委托外交部推导一下假如匈牙利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会不会遭到欧洲列强的围攻。虽然革命引发骨牌效应实际被证明是错误的看法，但是韦泽不得不想到一旦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话，有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也采取模仿的路数。这种骨牌效应是欧洲那帮家伙们最喜欢用的理论之一，虽然从唯物辩证法来看，这种看法完全是先画靶再射箭。可那帮人手握大权，有可能出现围攻局面。
等外交部的推导报告送到韦泽面前的时候，韦泽脸色凝重了一些。他发现民朝的各个部门发展的水平实在是令他感到欣喜。
然而这件事还没处理完，新的事情就来了。政治局会议上，外交部部长告诉常委，英国派遣了人员来交涉，谈起了扼制美国在中南美侵略的问题。等了这么久，英国人终于在处理了北美问题后想起中南美的侵略者美国。韦泽觉得很滑稽。
至于英国人的请求就不滑稽，“英国希望我们能够出兵解决”。
“让英国人先去公开协调。”韦泽冷冷的说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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