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仁和张学良，这两个同龄人是彻底改变日本和日本人命运的关键人物。在日本人心里，以前，裕仁是至高无上、神圣无极的天皇，既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同是更是活在人间的神，日本人只能顶礼膜拜他、绝对服从他、绝对相信他，绝不能对他产生一丝一毫的怀疑、不恭、猜测，向天皇尽忠是日本人的使命，为天皇而死是光荣的，日本人是为天皇而活的，日本人活着的意义就是崇拜天皇、尊敬天皇、拥戴天皇、捍卫天皇、尽忠天皇、为天皇而赴汤蹈火，“忠、敬、畏”就是日本人对裕仁的三大情感；而张学良则是令日本人恨之入骨、咬牙切齿的恶魔、魔鬼、暴君、屠夫、凶手、侩子手，对于张学良，日本人无不充满刻骨铭心的仇恨，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恨”就是日本人对张学良的唯一情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东亚局势乃至世界局势的变化，这两种情感都已经发生了重大的甚至是质变式的变化。此时，在日本人心里，裕仁天皇还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但他的“神性光环”已经越来越黯淡无光，越来越多日本人在心里开始对他产生了若有若无的怀疑，向天皇尽忠、为天皇而死也已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坚定不移地执行了，如果说，日本人以前崇拜天皇就像邪教徒崇拜邪教头子般走火入魔、狂热忘我，此时日本人对天皇的印象、情感、看法都变得越来越微妙，天皇仍是最高统治者，是皇帝，还是至高无上的，但天皇是不是神？是不是神圣无极的？日本人开始不确定了，也许不敢怀疑，但不可避免地已经在动摇了；至于张学良，此时在日本人心里也已不再是一个去仇恨憎恨的对象，而是一个令日本人感到极度恐惧、极度害怕的魔神般的人。日本人对张学良的“恨”已经转变为了“怕”，再到最后，这种怕的感觉又慢慢地、隐隐地发生了变化，恐惧变成了畏惧，害怕变成了屈服，甚至，还有日本人在畏惧里还增加了“敬”，从恐惧变成畏惧又变成敬畏。实际上，日本人以前对天皇是“忠诚、服从、敬畏”，此时对张学良则是“恐惧、服从、敬畏”，除“忠诚”被“恐惧”取代外，此时的张学良在日本人心里已经跟以前的天皇差不多。日本著名作家、小说家川端康成是这样说的：“在很早之前，知道张学良的日本人都轻视他、蔑视他、藐视他，这些日本人主要是日本军方和政府的高层，他们是最早知道并初步了解张学良的日本人；后来，第一次日辽战争后，广大日本基层民众也知道了张学良，普通日本人都非常厌恶张学良，请注意，是厌恶，不是仇恨或憎恨，因为日本人认为张学良还没有资格让他们去恨，很多日本人在集会、游行等活动上都咬牙切齿地声称要打进沈阳城，活捉张学良，然后把他五马分尸、凌迟处死，甚至让他给天皇牵马执鞭，用各种办法去羞辱他，这样的厌恶其实还是有着轻视的味道在里面，那时候的日本人都非常自以为是，都认为第一次日辽战争只是帝国军不小心被实力低微但卑鄙无耻的满洲军给偷袭了，满洲军的胜利也只是侥幸得手而已，张学良是在自不量力中得罪了一个极其强大的敌人，那时候的日本人都坚信不疑，一旦帝国军堂堂正正、认认真真地跟满洲军打，就会必胜无疑，生擒或击毙张学良都是轻而易举、探囊取物般的事，所以日本人认为张学良是‘招惹狮子的鬣狗’，充其量是一个不自量力却还狂妄自大的小丑而已，日本人的想法是‘我是一头雄狮，但却被一条癞皮狗在我脚边撒了一泡尿’，雄狮当然不会仇恨或憎恨癞皮狗，只是感到厌恶而已；第二次日辽战争后，日本人开始不再厌恶张学良了，转变为了憎恨他、仇恨他，因为张学良竟然不是癞皮狗，而是能跟雄狮搏斗的猛虎，张学良在日本人心里也终于成为了一个实力相对等的敌人对手，日本人极度痛恨张学良、恨透了张学良，因为张学良不但让几十万日本人失去了亲人，还摧毁掉了日本人的‘帝国梦’‘东亚霸主梦’；朝鲜战争后，日本人对张学良的感觉又发生了变化，恨他的人越来越少，怕他的人越来越多，因为日本人在这时才如梦初醒，日本原来不如满洲，满洲实际上要比日本强大得多，张学良是有能力打败日本、毁灭日本的；第三次日辽战争（本州岛战役）期间，仇恨张学良的日本人此时已经非常少了，绝大部分日本人都是惧怕张学良，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人受的痛苦越大，死的人越多，日本人就越怕张学良，害怕变成了刻骨铭心的恐惧。张学良彻底把日本打成了癞皮狗，一条癞皮狗哪有资格对猛虎产生憎恨或仇恨？张学良就是日本人的噩梦，这个名字成为了日本人最害怕的三个字。日本投降时，张学良对于日本人…或者说是对于和族人而言，既不是天神，也不是魔鬼，而是皇帝。是的，就是皇帝，皇帝没有正邪区分，皇帝唯一要求子民的，就是绝对服从。对于天神，可以热爱和服从，对于魔鬼，可以憎恨和服从，但对于皇帝，不管是热爱和憎恨，都必须要服从。张学良已经成了日本的新天皇，我们既不恨他也不爱他，只有绝对服从他，绝对不敢违逆他。‘一个严厉的皇帝’，这就是日本人在战后对张学良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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